第十二章：救杨复盆钓鱼城访神医 (第1/2页)

第十二章：救杨复盆钓鱼城访神医
　　
　　刘惠恕
　　
　　且说黄义明攻克重庆城，处理完安民杂事后，便前往军营探望被计子善救下的杨复盆。但见其腿中镖已被取下，并用清水洗过伤口，但腿肿的像水桶一般。黄义明搭脉试诊，说道，此镖必然有毒，暂且用绳索暂扎住杨将军中箭处上方，以避免毒气攻心。当设法早日擒住女贼董琮英，其必有解药。计子善说道：擒贼事自当重视。但听说在重庆附近钓鱼城住有避世神医傅青主，何不重金请其下山探诊？黄文明说了一声好，便备下重金准备亲自去请傅青主，又叫计子善负责指挥军队抓捕董琼英及其余党。
　　
　　钓鱼城位置距距重庆城北约一百五十里路，地扼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三江之口，与重庆城有嘉陵江水路相连，自古有“巴蜀要津”之称。而钓鱼城在宋元之交是一个大大知名的地方，其所以知名，是因为此地原本无城，名“钓鱼山”，山位于嘉陵江南岸嘉陵江水绕弯处，南北均被嘉陵江环抱，其东有嘉陵江支流渠江流过，西有嘉陵江支流涪江流过。钓鱼山并不算高，最高处不足四百米，整个山顶东西长1596米，南北宽960米，总面积2.5万平方千米。但是钓鱼山的特点在于：整个山势呈东西部地势倾斜，台地层层，西南、西北角和中部山地隆起，形成薄刀岭、马鞍山、中岩等平顶山峦，谓之“三山耸峙，三江汇流”，山上又有大天池等水源，宜人居住，可谓山水相拥，易守难攻。
　　
　　而钓鱼山又有“钓鱼台”之称。原来根据上古传说：位于钓鱼城南山巅的平顶石岩上，至今留有上古巨人的足迹。时三江洪水泛滥，众多灾民逃往此山避难，山上没吃的。就在灾民濒临饿死之际，忽有巨人天降，在山巅巨石上手持长竿，从滔滔江水中钓出无数鱼虾以赈济灾民，成千上万灾民得以不死。人们为了感激巨神的救命之恩，又称此山作“钓鱼台”。因此南宋祝穆在其编地理总志《方舆胜览》卷六四“合州”条中写道：“钓鱼山，山南大石砥平，有巨人迹，相传异人坐其上投钓江中，山以是名。”
　　
　　那么钓鱼山怎么又叫成了“钓鱼城”呢？原来南宋末期，蒙古铁蹄南下，侵凌中原，原周边邻国金、西夏相继被蒙古灭亡，四川就成了南宋抗蒙最前线。而此前线之所以能成立，是因为蒙古军队长于骑兵作战，却不擅长水军作战，很难北渡长江天险，直接进攻南宋都城临安（今杭州），于是将其灭宋战略定格为：先攻占四川，再沿长江东下，进攻南宋都城临安，最终占领全中华。
　　
　　宋理宗淳祐二年（1242年），蒙古军南下四川，二陷成都，整个四川防线告急。宋理宗派抗蒙名将余玠赴四川，任四川安抚使兼重庆知府，主持当地军务。余玠到任后，发布了“集众思，广忠言”的布告，广泛征集抗蒙良策。而此时播州土司、世袭播州安抚使杨价去世，由其子杨文袭位，任播州第十五任土司与南宋播州安抚使。当时的播州，位于四川南端（今属贵州遵义市下辖区），世辖西南苗夷，与宋室关系密切，杨价与杨文父子同属南宋抗蒙名将。杨文袭位后，继父遗志，一方面在辖区继续推行其父所订立的“留心文治，建孔子庙，以励国民，民从其化”的政策；另一方面则认真研究已持续了十多年的西南抗蒙战局。他认为宋廷需要提防蒙军的“斡腹之谋”，亦即联合西蕃、云南与四川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，对南宋实行大迂回包抄、合谋攻宋的战略。据此，他向余玠提交了《保蜀三策》。其文曰：
　　
　　“近思利（州）、阆（州）之阎（里巷门户），节次经理三关，为久驻计，此为上策；于诸路险要去处，众口城筑，以为根底，此为中策；至于保一江以自守，敌去敌来，纵其所之，此为下策。”
　　
　　这段话今释，其意为：抵抗蒙军侵掠的上策，是在川北利州、阆州之门户地区，设立三关，抵前御敌；中策是在山形险要之地设立城池扼守；下策就是退到长江以南固守，放弃江北。
　　
　　余玠细审《保蜀三策》后，深表赞同，采纳了中策。此后，他根据播州人冉氏兄弟冉琎、冉璞的建议，以合川钓鱼山为中心，沿长江、嘉陵江两岸，共修建了二十余座山城，建构起一条以山城为据点、以江河为纽带的抗蒙防御体系，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山城，便建在钓鱼山上。既然要建山为城，就必须把原住山下平原的民众，从山下迁往山上来居住。久而久之，原先的钓鱼山也就被叫成了“钓鱼城”。
　　
　　鉴于钓鱼城之建，在中华军事史上有着重要地位，以下仅随讲几句题外话。
　　
　　余玠新建立起来的这条以钓鱼城为中心的山城江河防线，在后来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军事作用，其具体展现为充分发挥出南宋步兵在山地作战的优势，遏制住了蒙古骑兵靠快速制敌的机动作战能力，整整抗击了三十六年蒙军侵掠战争，至南宋灭亡，蒙军始终未能攻占钓鱼城，此后播州土司降元，钓鱼城方被蒙军占领。钓鱼城在整个抗蒙战役中的作用，具体如下：
　　
　　宋理宗嘉熙年间（1237—1240年），蒙古军始占领云南，由大理出兵东进四川。杨文率播州雄威军五千人从泸定北出大雪山，于淳佑八年（1248年），抗击蒙古军于马鞍山（今四川甘洛马鞍山），三战三捷，活捉蒙将秃懑。宝佑年初（1253年），蒙古军进逼长江，播军与战于石洞峡（今重庆江北区铜锣峡），击退蒙古军。宝佑二年（1254年），蒙古军由乌蒙渡马湖入川，播军五千奉命阻击，九战九捷，并俘蒙将阿里等。蒙军不甘心入川作战屡战屡败，宝祐六年（1258年），大汗蒙哥亲率十万蒙军入蜀，围攻重庆屏障钓鱼城。此时的播军，分兵一部分与宋军一起坚守重庆并援助钓鱼城，另一部分则南下乌江，牵制涪陵一带的蒙古军。
　　
　　钓鱼城之战前夕，蒙哥曾经派使者前往招降，但是被守将王坚坚拒，并且斩杀蒙哥来使以示决心。蒙哥大怒，下令围城。又于次年分兵，同时进攻合州旧城（距钓鱼城西十里，时合州城治已迁入钓鱼城）及渠江流域的礼仪城、平梁城，又另派将领纽磷向忠州、涪州发动进攻。蒙哥的战略目的，是试图断绝嘉陵江下游宋军对钓鱼城的增援，孤立并分割钓鱼城。但是时至当年末（蒙哥汗八年、1258年年底），蒙军对钓鱼城周边地区的进攻，均被击退，蒙军在钓鱼城东南角石子山上对宋军水军发动的进攻亦被击败。
　　
　　蒙军于是改变战法，依靠战船，在嘉陵江登陆，从西北向对钓鱼城的主城门奇胜门发动猛攻，但依旧无法攻克钓鱼城。蒙古军大将汪德臣在城下被守城士兵用石炮所发飞石击死，蒙哥大汗本人也被城上所发石炮炸成重伤，不治身死，蒙军被迫撤离。蒙哥死前遗言：日后攻下钓鱼城，当尽屠城中百姓。此后蒙军将领因陷于对可汗位置的争夺，无心征战，这使得南宋的国祚得以延续了二十年。
　　
　　历史上的钓鱼城之战也被人们称为合州之战，因为宋理宗淳祐三年（1243年），为抗击蒙兵，一度将原合州州治（位于钓鱼城西5公里）及石照县治迁于钓鱼城内，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（1283年），合州及石照县治始由钓鱼城回迁原址，属重庆府路管辖。
　　
　　仅就钓鱼城之战宋军获胜的原因，可归结为以下四点：
　　
　　一是钓鱼城的位置处于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三江环绕的中心处，锁死了三江水路，从而形成了川蜀重镇重庆府北面的重要屏障，使蒙军难以逾越，而在战时又能及时得到来自重庆府的水路和陆路双向支援。
　　
　　二是钓鱼城依山而建，城墙与山势崖壁相连，堵住了敌军上山之路。宋军沿陡峭山势层层设防，架设炮台、箭塔，能够予敌较大杀伤，从而取得居高临下的军事优势。
　　
　　三是钓鱼城构建巧妙，分设内城、外城两套防御系统，又利用城墙分割成多个独立防区，而城墙系用坚固条石构筑，杜绝了一点突破、全线崩溃的情况。此外，钓鱼城城墙一直延伸至嘉陵江边码头，宋军可以随时投入江面，依水道从侧背进攻攻城蒙军，以使攻城敌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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